《邓小平时代》#

作者 傅高义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掌控设计和落实新体制的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做出正确判断。

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第3章　整顿，1974—1975#

周恩来作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念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他们向这位临终前的领导人表达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工作出类拔萃；他在“文革”中还保护了他们中间很多人。

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小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

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德不配位

实际上，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蹿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第4章　向前看，1975#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第5章　靠边站，1976#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

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

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尽管《人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1979年1月3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4月3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

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1987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

邓小平要应付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与日美恢复关系时，如何尽量减少对中朝关系的伤害。邓小平不想让朝鲜更加靠近苏联。因此他决定，上策是事先向朝鲜人做出充分解释，不使他们事后感到意外。

即使越南攻入柬埔寨，中国也不会像朝鲜战争时帮助朝鲜那样出兵。邓小平担心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决定以军事进攻的方式“给越南一个教训”，拿下几个县城，表明中国可以继续深入，然后迅速撤出。这也可以减少苏联派兵增援越南的风险。越南将由此明白，苏联并不总是能靠得住的，因而要收敛在这个地区的野心。通过攻打越南而不是苏联，中国也可以向苏联表明，它在该地区建立武力的任何做法都是代价高昂的。

1963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中国与这个相邻岛国2200年的交往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中国领导人。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

这也是埋下了一个伏笔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醒说，如果卡特总统公开宣扬对台售武，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反应，任何公开争论都将有损于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

就像美国人对邓小平做出了过度反应一样，很多中国人也对邓向美国的开放做出了过度反应。有些中国人想一夜之间就能得到一切，没有意识到在能够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多少改变。还有一些人急于引进中国的现实还难以适应的制度和价值观。在中国和西方道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对外开放带来了中西的杂交优势和思想的复兴，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重新塑造中国。

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转向另一些重要任务了。邓小平在当时的13个月里5次出访国外。虽然他又活了18年，但是从此再也没有迈出国门。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邓小平对他所说的党内民主的含义做了解释：党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有助于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听取各种意见后，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长子由于毛泽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说他对毛无怨言，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文件的第一稿于1980年2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做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

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30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他做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事实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走私、贿赂和腐败不是政策本身的结果，而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应当加以遏制。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以及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

中国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巨变式的对外开放过程，并不完全是由邓小平启动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69年的中苏冲突后率先打开了国门，周恩来和华国锋又延续了毛所开创的路线。然而，邓小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3个基础文件。此后直到天安门事件为止，它为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李光耀认为，“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是失败的。但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们越过柬埔寨再进攻泰国，中国将会发动攻击。苏联人不想在亚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陷入长期战争。”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十三大避免了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尖锐分歧。两个最具争议的干部——总书记胡耀邦和他的批评者邓力群——都被撤职，这使中间派更容易齐心协力继续推动市场改革和温和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20章　北京：1989#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他们中的领导者如走马灯一样不断变化，参与者如一盘散沙。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出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演讲和敢作敢为。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西方人看来，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是比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导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量平民死亡的决定更加恶劣的行为。西方人权团体开始向中国人宣讲自由和尊重人的生命。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做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每一级年轻干部，假如他的整体思想能力、遇到压力时的可靠程度、判断力、与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献身精神可能会有不俗的表现，就有可能被选出来进行特别的培养、指导和考验。

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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