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枪炮、病菌与钢铁》#

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

致我的中国读者#

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唯一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进行可操纵的实验室实验

开场白亚力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儿童发展都强调：童年的刺激和活动有助于心智发展，不可逆的心智障碍与童年时的刺激不足有关。

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世界技术发展的共通模式反倒更容易理解。食物生产手段让农民生产出食物盈余，因此农业社会可以供养全职的技术专家，他们不用亲自耕作，只要专注于发展技术。

第一部分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第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是直立人，其化石证据是在东南亚的爪哇岛发现的“爪哇人”（Java man）。

今天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浅浅的白令海峡在冰期由于海面的升降，有时是海峡，有时则是宽广的洲际陆桥。

第2章历史的自然实验#

一般而言，政治单元越大，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繁复

人口密度与政治单元大小的差异对波利尼西亚各地的社会有何影响？经济生活仍非常简单的岛屿要么人口密度低（如查塔姆群岛上的狩猎—采集社群），要么人口数量少（小环礁上的社群），要么二者皆是。在这种社会，家家户户自给自足，经济上几乎不需要专业分工。经济专业化是在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高的岛屿发展出来的

第3章卡哈马卡的冲突#

阿塔瓦尔帕的被俘是现代历史上最大冲突中的决定性时刻，因此令人玩味不已。但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使得皮萨罗虏获阿塔瓦尔帕的种种因素，也在现代世界中许多殖民者和土著的冲突中起了作用。可以说，阿塔瓦尔帕被俘为我们了解世界史打开了一扇窗。

皮萨罗的武力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枪炮、刀剑和马匹。而阿塔瓦尔帕的军队作战时没有骑乘任何动物，武器也只有石头、铜器、木棒、狼牙棒、斧头，加上弹弓和其他拼凑起来的武器。这种悬殊决定了美洲土著等族群与欧洲人交锋时的命运。

阿塔瓦尔帕之后成为印加皇帝的曼科（Manco），其麾下最骁勇善战的是尤潘基（Quizo Yupanqui）。1536年，尤潘基率军在利马发动突袭攻打西班牙人，然而对方只派出两支西班牙骑兵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尤潘基和手下的将领都被杀，全军覆没。另一支26名骑兵组成的队伍则在库斯科击败了曼科亲率的精锐。

较有免疫力的入侵族群把传染病带给其他没有免疫力的族群。天花、麻疹、流感、斑疹伤寒、腺鼠疫等已在欧洲蔓延的传染病，反倒成了欧洲人征服世界各地族群的助力。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基于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的军事技术，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的海事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以及文字。

第二部分食物生产的兴起与扩散#

食物生产对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发展而言，是间接的前提条件。因此，从各大洲族群从事农牧的地理条件可看出日后的命运。

通过驯化动植物比狩猎—采集方式产出更多食物，从而增加人口密度，这是作物和家畜对人口直接的影响。间接一些的影响，是此类食物生产方法需要人们定居下来，这种生活方式促成了人口密度的增加。

作物和牲畜的有无，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帝国、文字、钢铁武器最早在欧亚大陆出现，而在其他地方较晚甚至没有出现。

第5章历史上的有与无#

所有生物体内的碳元素中，都含有固定比例的放射性碳14原子。生物死亡后，就不再从外界吸收碳元素，体内已有的放射性碳14原子仍继续衰变，半衰期约5 700年，生物死后大约4万年，其体内碳14的量就低到难以测量，或者难以和晚近时期混入的少量含碳14的遗存分辨了。

利用碳14测年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气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实际上并不恒定，而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有波动，因此基于比例恒定假设的计算结果必然存在系统性的小误差，必须加以校正。

在有些地区，生产食物的手段完全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这些地区在外来作物与动物输入之前，自行驯化了很多本土的作物与动物。这种地区目前只有5个我们有翔实的证据：西南亚（或称近东或肥沃新月地带）、中国、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南部以及邻近的中美洲地区）、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或许还包括邻近的亚马孙盆地）和美国东部

食物生产方面取得先机的族群，在迈向枪炮、病菌和钢铁的路途上，领先群雄。其结果就是历史上一连串“有”与“无”的冲突。

第6章下田好，还是打猎好？#

人类最近1万年的历史彰彰在目的事实，就是人类生计的变迁，主流是从狩猎—采集转变成食物生产。因此我们必须问的是：哪些因素让食物生产显得有利，使其他的生计类型都失色了？

第一个因素是可获得的野生食物越来越少。

第二个因素是，随着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变多，驯化植物的回报越来越多

影响狩猎—采集和农业消长的第三个因素，是生产食物的技术（例如采收、处理和储藏）不断改进。

第四个因素是人口密度上升与食物生产兴起的双向关联。

接受食物生产是一种自催化的过程，也就是在一个正回馈循环中不断自我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启后就会加速。

明白了食物生产与人口密度的这种双向关联，就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矛盾状况：食物生产增加了每英亩土地上可食用卡路里的数量，但食物生产者的营养状况不如被他们取代的狩猎—采集者。之所以有时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食物增产的速度稍稍落后于人口增加的速度。

食物生产者社群的人口密度很高，凭数量优势就足以驱逐或消灭狩猎—采集者，更别提其他优势了（包括技术、病菌和职业军人）。

只有当地理或生态屏障将食物生产者拦在外面，或使得适用于当地的食物生产技术难以传入的时候，狩猎—采集者才有可能一直到近现代都在适于农牧的土地上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第7章杏仁的前世今生#

这些作物多半是自花传粉，直接把有利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不必和其他较没有价值的植物杂交，坏了自己的种。

谷物和豆类相比，这些作物的缺点是至少得种植3年才可能有收成，盛产期则必须等待10年之久。因此，只有在一地长住的人才有可能种植这些作物。这些最早的果树和坚果树还容易栽种，插枝甚至撒下种子就长出来了，晚期才被驯化的树木可没这么简单。插枝还有个好处，也就是保证后代和亲代一模一样。

谷物的优点有长得快、碳水化合物含量高，每公顷可收获多达1吨的食物。因此，谷物在今天人类摄入的卡路里中占了超过半数。今日世界的12种主要作物中，谷物就有5种：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很多谷物蛋白质含量低，但这种缺陷可由豆类来补足。豆类的25%是蛋白质，黄豆更高达38%，谷物和豆类是均衡饮食不可或缺的。

第8章是苹果的问题，还是印第安人的问题？#

现代世界作物年产量的80%是由十几种植物贡献的。这十几种“重量级”的作物如下：谷物有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豆类有黄豆，块根或块茎类为马铃薯、木薯、甘薯，糖分的来源则是甘蔗、甜菜，水果如香蕉。

小麦、大麦的天生优势和墨西哥类蜀黍的明显劣势，大概就是欧亚社会和新大陆社会发展差异的要因。

肥沃新月地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这些植物偶尔也行异花传粉。

大多数的野生植物是雌雄同株异花传粉，或是雌雄异株——这种生殖生物学的现象给早期农民添了很多麻烦，因为他们选择一种突变的植物栽种后，其子代往往因和其他植株杂交而失去原来的特色。因此，大部分的作物来自野生植物中小部分行雌雄同株自花传粉者，或经无性生殖产生者（如用根来种植以复制亲代基因）。

野生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这三种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为8%～14%，相形之下，东亚的首要作物稻米和新大陆的玉米则蛋白质含量少，营养问题比较严重。

农业最早在肥沃新月地带发端，主要是“八大始祖作物”之功，它们是属于谷物的二粒小麦、野生单粒小麦、大麦，属于豆类的兵豆、豌豆、鹰嘴豆、苦野豌豆，属于纤维作物的亚麻。在这八种作物之中，只有亚麻和大麦的野生种分布超出了肥沃新月地带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有两种始祖作物的分布范围很窄，鹰嘴豆只在土耳其东南部，二粒小麦的分布范围则限于肥沃新月地带。因此，肥沃新月地带驯化当地现成的野生植物就足以发展农业，无须仰赖外地引入的作物包。有两种始祖作物无法在肥沃新月地带以外的地方被驯化，主要原因是它们只在肥沃新月地带有。

在食物生产兴起前，人类大抵以野生物种为食，因此掌握的关于野生动植物的知识特别丰富。最早的农民承袭了这样的知识——几千年来和大自然亲密生活、观察而累积下来的经验。因此，有价值的物种似乎不大可能逃过早期农民的眼睛。

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道理

能优先获得引进的新作物和家畜（或者在文化上乐意接受新作物和家畜）的族群就可扩张版图，没有门路或意愿接受的族群自然遭到淘汰。

肥沃新月地带登峰造极，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则乏善可陈。肥沃新月地带野生动植物的驯养可谓轻而易举，不但驯化了许多物种，其中品种多产而优良者比比皆是，而且种类繁多。结果得以发展出精密的粮食生产业，促使人口更加稠密，进而迈入有先进技术和复杂政治组织的现代世界，同时携带可以消灭其他族群的传染病。

事实上，这个地表的各大洲上有成百上千互相竞争的社会，有些比较开放，很能接受新事物，有些则趋向保守。接受新的作物、家畜和技术的，就能日益精进，领袖群伦，人口数目远远超过那些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族群，接着便向后者大举入侵，甚至将之连根拔起。

北美土著不能驯化苹果，问题在于北美整个野生动植物的组合。这个组合的发展潜力有限，也是北美食物生产起步晚的主因。

第9章斑马、不幸福的婚姻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开场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部小说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巨作，托尔斯泰的意思是，婚姻要幸福必须具备许多要素：两性的吸引，在金钱、教养儿女方式、宗教、姻亲等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只要有一个遗憾，婚姻就可能触礁。

要是我们所谓的“大型”是“100磅以上”，那么在20世纪之前只有14种大型哺乳动物合乎标准（见表9.1）。在这14种中，有9种（表9.1中次要的9种）只分布在非常有限的地区：单峰驼、双峰驼、源于同一祖先的骆马和羊驼、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和白肢野牛（gaur）。只有5种是遍布全世界的重要家畜，即牛、绵羊、山羊、猪和马。

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生态环境十分多样，包括广袤的热带雨林、温带森林、沙漠、沼泽和同样辽阔的冻原。

第一，非欧亚族群很快就接受了在欧亚大陆被驯化的动物；第二，豢养宠物是人类的天性；第三，历史久远的14种家畜驯化起来都很快；第四，其中一些家畜在不同的地方被驯化过多次；第五，现代进一步驯化动物的尝试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加利福尼亚秃鹰，施行的育种控制要比任何物种的驯化都来得严格。每一只秃鹰都得做基因辨识，由计算机程序决定哪一只公的和哪一只母的交配，以产生最大的基因变异，达成科学家的期望——延续这个即将灭绝的物种。

人类与大多数动物不能维持幸福的“婚姻”，许多因素都能导致这个结果，只要碰上一个，就幸福不起来：饮食习性、成长速度、交配习性、性情、恐慌的倾向，以及社群组织的几个特征。只有少数野生哺乳动物能和人类结成伙伴，因为它们在上述几方面都满足条件。

第10章大陆轴线——历史的伏笔#

大陆轴线影响深远，甚至是人世悲剧的源头。大陆轴线的走向关乎作物和牲畜传播的速度，也间接影响到文字、轮子等发明的传播。

食物生产手段沿东西轴线传播最快，如从西南亚向西到欧洲和埃及、向东到印度河流域（平均每年约0.7英里），从菲律宾往东至波利尼西亚（每年3.2英里）；沿南北轴线传播最慢，每年不到0.5英里，如从墨西哥北上至美国西南；也有每年不及0.3英里的例子，如墨西哥的玉米和豌豆一直到公元900年才成为美国东部作物。

一些作物只被驯化过一次，这方面的证据说明，某种野生植物一旦被驯化，驯化后的作物快速传播到其他地区，同一种野生植物就没有再次被驯化的必要了。然而，若我们发现同一种野生植物在好几个地区被驯化，就可以推断该作物传播的速度很慢，才会使得其他地区的同种植物有被驯化的机会。

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每一天的长度和季节变化相同，也有着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降雨也差不多，生境和生物群落区（biomes）也大同小异。

传播速度可与肥沃新月地带的作物及家畜包相提并论的，就是中国南方的亚热带作物及家畜包，这些作物和家畜向东传播，到了东南亚热带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沿途还加入了新的作物和动物。在1 600年内，这个包括作物（香蕉、芋头和山药）和家畜（鸡、猪、狗）的组合，又向东传播了5 000英里，深入太平洋热带地区，传入波利尼西亚。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非洲萨赫勒地区作物的东西向传播，但古生物学家还不知详情为何。

中国的温带地区和欧亚大陆西部的气候虽然类似，但在中亚沙漠、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下，自成一区。因此中国虽和肥沃新月地带在同一纬度，但是自行发展出了食物生产业，种植出全然不同的作物。

第三部分从食物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为什么只在人群中发展会成为流行病的特征？成为流行病的传染性疾病有几个特征：第一，传播速度惊人，在短时间内就能攻占整个社群；第二，以“急症”的面貌出现，很快就可置人于死地，但若大难不死，则没多久就可康复；第三，痊愈的幸运者则能产生抗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复发，也许终其一生不会再受到感染；第四，这些疾病往往只在人类社群中发展，致病的微生物无法在土壤或其他动物身上存活。

为什么农业的兴起会触发群聚传染病的演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比起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农业能养活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人口。第二个原因是，狩猎—采集部落经常搬迁营地，留下富含微生物和幼虫的粪便。但采用定居形态的农民生活圈不出自己的污水排放区，等于为微生物提供了一条侵入人体和水源的快捷途径。

欧亚病菌是使世界许多土著灭族的厉害角色，遭到毒手的包括太平洋岛民、澳大利亚土著和南非的科伊桑人（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

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占尽优势，胜过他们的手下败将，也就是大多数的有色族群，但单凭这些优势无法解释为何欧洲白人从一开始便能以寡击众，大败为数众多的美洲土著，并在其他地区造成族群更替。少了病菌这个亲密战友（欧亚族群和驯化牲畜长久以来朝朝暮暮相处的结果），欧洲人恐怕难以称心如意地主宰其他大洲。

第12章蓝本和借来的字母#

建立文字系统的基本策略有三种，其区别在于一个文字符号所指涉的语言单元的大小：可能是一个单音、一个音节或一个完整的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表符号。今天大多数人使用的是字母文字，理想状态下一个符号（称为“字母”）对应语言中的一个基本音（音素）。而实际上，大部分语言只有二三十个字母，但音素不止这个数目。例如，英语只有26个字母，音素却有差不多40个。因此，大多数以字母组合的文字，包括英文在内，不得不用同一个字母来代表几个不同的音素，或用几个字母组合起来代表某些音素，例如英文中的sh和th（但在俄文和希腊文各有单一的字母对应）。第二种策略就是利用语标，也就是用一个文字符号来代表一个完整的词。汉字和日语中的汉字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符号。在字母文字系统得以风行以前，运用语标的文字系统更为常见，如埃及和玛雅文化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第三种策略，大多数的读者可能比较陌生，那就是用一个符号来代表一个音节。这种音节文字其实就是用一个符号来代表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产生的音节，然后用各种方法来用此类符号表示其他类型的音节。音节文字在古代很常见，如迈锡尼希腊文中的线形文字B。今天，依旧有人使用音节文字，最重要的就是日本人的假名。

或许文字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苏美尔人采用了代表语音的符号。碰到无法用图像描绘的抽象名词时，他们就用同音且可以画出来的名词来代表。例如，“弓”易画，“生命”却难以描绘，但在苏美尔人的语言中，两者的发音相同，都是ti，所以他们就用“弓”的图像来代表“生命”。然而，在看到“弓”这个符号时，我们如何断定是“弓”还是“生命”？为了避免混淆不清，苏美尔人在前面加上一个不发音的符号（限定符）来指示名词的类别。语言学家将这一突破命名为“画谜原则”——今天的双关语也是基于这一原则产生的。

其他创新领域也一样，愿意做（认为文字有用）+能做（有造字专家）是发展的先决条件

文字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这个人类社群必须认为文字有用，而且能供养造字专家。

发明的传播方式有很多。一个极端是“蓝本复制”，将蓝本照单全收或略加修改后拿来运用；另一个极端是“理念传播”，学到基本概念后自己再来研发细节。

字母的演化路线有几条。一条是以最早的闪米特语言字母为蓝本进行复制和修改，发展出早期的阿拉伯字母，乃至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字母。另一条更重要的发展路线，是从阿拉姆字母（波斯帝国官方文献所用的文字）发展成现代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度语和东南亚语言的字母（图12.3）。对欧美的读者而言，最熟悉的路线是公元前8世纪早期从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字母这条路线，同一个世纪，这类字母传到了伊特鲁里亚（意大利中部古国），又过了一个世纪到达罗马，罗马字母经过些微的修改后，就成了本书英文版的印刷字母。字母具有准确和简洁的优点，因此风行于世，现代世界大多数地区采用这种文字。

早期的文字或是不完整，或是不明确，或是复杂，有的三种问题都有。

另一个局限性是，那些古老的文字根本没有几个人会。文字的知识是少数人的专利，文字是为宫廷或庙宇服务的。

所以汉字简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同样存在局限性的还有古埃及、中美洲和中国的文字。

所有可能独立发明文字系统（如苏美尔、墨西哥、中国和埃及）和早期采借这些文字的地区（如克里特岛、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流域和玛雅）的共同特点是：社会阶层分明，有复杂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早期的文字满足政府组织的需要（记录和倡导忠君的思想），使用者也是全职的官员，由专事食物生产的农民供养。狩猎—采集社群就没有发展出文字，因为他们没有需要文字的政治组织，也没有社会或农业机制来生产多余的食物供养文字专家。

第13章发明为需求之母#

事实上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发明是好奇心的产物。

所以，往往发明才是需求之母，常见的观点把两者的关系弄反了。

由于新发明的早期原型多半表现不佳，很难看出什么用途，发明家往往必须孤单地坚持很久，以改善他们的发明。

第一，技术的发展是累积式的，而不是英雄凭空创造的；第二，技术发明了之后，才产生用途的问题，而不是先有需求，再有发明。

一项用途广泛的发明问世后，通常会以两种方式散布到其他社会。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的人看见或听说了这项发明，觉得有用，就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该项发明的社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而拥有那项发明的社会，有时能控制其他社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得采取行动。

中国的造纸术就是经由战争传入伊斯兰世界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751年，中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战于中亚的怛罗斯河，阿拉伯人在俘虏中发现了造纸工人，于是将他们带到撒马尔罕，设立工厂，生产纸张。

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瓷器的理念，自行研发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了瓷器技术。

我们通常认为有用的技术一旦问世，就会流传下去，直到有更新、更好的技术替代为止。实际上，技术不仅要有取得的途径，取得之后还得善加维护，才能流传久远。

日本人放弃火枪，中国人放弃远洋航行船只（还有机械钟、水力纺织机），都是著名的技术逆转事例，在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社会中最容易发生。

技术往往会自我催化，原因之一在于，对先前比较简单的问题有很好的掌握后，才能进一步发展技术。

自我催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新技术、新材料出现后，将它们组合可产生更新的技术。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前面谈过的三个因素——食物生产出现的年代、传播的障碍、人口数量

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是推波助澜的主力，而不是欧亚族群的智力。

第14章从人人平等到盗贼统治#

政府和宗教是人类历史普遍模式的四组近因之一，另外三组是病菌、文字和技术。

人人平等”并不代表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威望，或人人参与决策。“人人平等”指的是：游群中并无正式领袖，谁更有魅力、力气更大、更聪明、战斗技能更强，谁就是领袖。

今日世界和新几内亚绝大多数的族群都采取群体定居的生活形态，为何湖原上的族群仍过着流浪的生涯？答案是，这个地区资源匮乏，无法养活一大群在一起生活的人（直到传教士引进作物后才有了转机），当地也没有可以发展农业的植物。

定居生活的先决条件不是食物生产，就是资源丰富的环境，这样的环境使狩猎—采集族群得以在小区域内过自给自足的生活。

那阶级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办法是让某个人（首领或酋长）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利。和部落里有实无名的大人物相比，酋长可谓名副其实，是众人认可的头衔，而且是世袭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办法是让某个人（首领或酋长）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利。和部落里有实无名的大人物相比，酋长可谓名副其实，是众人认可的头衔，而且是世袭的。

因此酋邦和部落的另一个差别是有许多工作要用奴隶来完成，这些奴隶一般是突袭的战利品。

酋邦在经济上最突出的特点是，除了交换，还有重新分配的经济形态。

酋邦的阶级、贵贱之分带来了两难的局面。从好的方面来看，酋邦得以征召众人之力，创造更多福祉，但也有坏的一面，等于是上层阶级光明正大地抢劫平民的财物，因此有“盗贼政治”之说。虽然有的统治阶级强调自己动机高尚，但高尚和自私常常分不清，私欲也有可能冠冕堂皇。

没有民意基础的盗贼统治有可能会被推翻，取而代之的要么是曾受压迫的平民，要么是向公众许诺会把更多收入拿出来做公共服务而不是中饱私囊，但在获得民众支持上台后还是有可能变成盗贼的人。

那么，如果统治者既想要锦衣玉食，又希望得到普通百姓的支持，他们该怎么做呢？以下四者就是统治者祭出的法宝。

第一，解除平民的武装，武装掌权者。

第二，多分点贡品给平民，皆大欢喜，自然不会怨声载道。

第三，使用垄断的武力来保障人民的幸福，包括维持公共秩序并制止暴力。

第四，统治者寻求公众支持的另一个厉害做法，就是利用意识形态或宗教给人民洗脑，让他们服从自己的统治。

除了为统治者张目，宗教对中央集权的社会还有两点好处。第一，共同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有助于化解陌生人之间的纷争，让民众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至于互相残杀。第二，宗教赋予民众牺牲奉献的动机，让他们摒弃自私自利的念头。褒扬为国捐躯的少数士兵，使得人人奋起，为“大我”向外攻城略地，或保乡卫土。

国家在一些新的发展方向上也不同于酋邦。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国家是围绕政治和领土的界线组织的，而不像游群、部落和原始的酋邦那样主要围绕亲属关系。

这1.3万年来的人类社会大趋势，就是更大、更复杂的单元取代较小、较简单的单元。

显然，在面对比较简单的政治体时，国家的优势主要体现于先进的武器、技术和众多的人口。但国家和酋邦还有两个相同的潜在优势：第一，决策的权力集中，可集中调动军队和资源；第二，利用官方宗教和爱国情操使军人愿意为国捐躯。

以国家或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的狂热者之所以是特别危险的对手，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赴死，而是因为他们愿意用一小部分自己人的牺牲来换取与自己信仰不同的敌人的灭亡。

第二种说法是大家最熟悉的，也就是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众人衡量自己的利益后，达成共识，认为国家带来的福祉超过其他较为简单的社会形态，因此自愿选择国家。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第三种说法现在还有不少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同，那就是国家的出现和大型灌溉系统息息相关，其根据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等地，国家出现的时候，大型灌溉系统也的确动工了。该理论也主张，建立和维护复杂的大型灌溉系统或水利工程，非得有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不可。

我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一地人口的数量，这是社会复杂程度最重要的预测变量。人口越多，社会越复杂，这种关联比灌溉与国家形成之间的那种相关性更站得住脚。

食物生产、人口规模和社会的复杂程度，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是集约化的食物生产引发了人口增长，进而推动了复杂社会的形成，还是说，人口规模扩大和复杂社会形成才是原因，集约化的食物生产是结果？

其实，由于自体催化的作用，集约化的食物生产和复杂社群是互相促成的。

食物生产至少从三方面塑造了复杂社会的特征。第一，食物生产可以季节性地为复杂社会提供劳力。

第二，食物生产带来的盈余食物使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分层成为可能。

第三，食物生产使人们可以过上定居的生活，或者说，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所必需的。

第二，人口规模越大，众人共同决策的难度就越高。

因此，大型社会必定有结构，而且有个统御一切的中心，决策才能有效率。

大社会需要在互惠交换之外还有再分配的经济体系，如此一来个人多余的物品可直接交给中央，再由中央分配给匮乏的人。

一个社会若能有效解决成员间的冲突，有健全的决策机制，有和谐的经济再分配手段，就能发展出比较好的技术，维持对外征战的军事实力，夺取更大、更有生产力的土地，逐一击溃小的社会。

大型政治单元面临的问题有：政治领袖必然要面对的权力挑战、平民对盗贼统治的憎恨，以及经济整合带来的种种困难。

战争的威胁或战争是促使社会合并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战争往往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促成社会合并，而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则稍有这种功效？答案是：落败的一方遭受的命运与人口密度有关，有三种可能的结局。

由此可见，食物生产及社会间的竞争与兼并，都是终极因，征服的各种近因（病菌、文字、技术、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因发展出来的，其间的因果链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全部涉及密集的人口与定居的生活形态。

第四部分环游世界#

新几内亚在历史上和肥沃新月地带、中国等地并立，都是独立发展出植物驯化手段的中心。

事实上，新几内亚土著受到了好几重生物和地理因素的束缚。

第一，新几内亚高地上发展出来食物生产农业，却没有生产出多少蛋白质（见第8章）。当地的主食都是蛋白质含量低的根茎类作物，而驯化的动物只有猪与鸡，无法提供足够的蛋白质。此外，猪与鸡不能提供什么畜力，既不能拉车也不能牵犁，高地上的农民只好亲力亲为，躬耕糊口。

新几内亚人口规模扩大的第二个限制，就是高地上耕地面积有限。

欧洲拓垦者来到澳大利亚后，屠杀了当地土著，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再将剩下的人驱赶到沙漠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澳大利亚土著是沙漠族群的印象。只有原来就生活在艰困地区的土著，才能逃过人散族灭、社群崩溃的命运。

第16章中国——东亚之光#

美国的历史，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成为美国人的历史。俄罗斯的历史也一样，就是现在住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变成俄罗斯人的历史。

这里最早的农作物是在华北发现的，那是两种抗旱力强的粟米，而华南的稻米则说明，华北与华南可能各有一个驯化植物的中心。

第17章开往波利尼西亚的快船#

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在台湾岛发端，该文化有磨制石器，陶器的特色是粗绳纹的装饰。学者认为大坌坑文化与大陆早期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后来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稻米、小米，可见农业也是生计之一。

第20章日本人是什么人？#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最具决定意义的变化，大约12 700年前在九州岛上发明的陶器及其带来的绳文人口激增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决定性变化发生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族群？）从朝鲜半岛抵达日本，带来了日本的第二次人口爆发。

1884年，考古学家在东京弥生町首次发现了具有这一时期特征的陶器，于是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命名为“弥生文化”。

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成书，其中部分是神话，部分是对真实事件的改写，自此，日本正式出现在历史中。也就是从712年开始，生活在日本的居民才成了确定无疑的日本人，他们的语言（古日本语）是现代日本语的起源也没有争议。当今的明仁天皇是公元712年第一部史书中的天皇的第82世直系子孙。按照传统观点，他是传说中的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重玄孙）的第125世直系子孙。

收场白人类史这门科学的未来#

撒哈拉以南？还是以北欧亚大陆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是最容易的

那为什么古代中国的计时也是十二进制呢？

苏美尔人采用十二进制（于是，现在每小时是60分钟，每天有24个小时，每年有12个月，圆周是360度）

2017版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视角下的富国与穷国#

热带地区有两大特征不利于经济发展。其中一个特征是居住在热带地区或去过热带地区的读者很熟悉的：在热带地区比在温带地区更容易生病，容易感染疟疾或登革热等热带传染疾病，或者感染热带寄生虫。

热带地区的另外一个经济劣势是土壤更贫瘠，植物病害和动物疫病更多，所以农业生产力更低。

环境介导的人类社会变迁#

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人类进化并使我们更聪明

“集体智慧”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真正推手：“人类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慧，而在于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综合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性质后共同形成的。”

贫困与富饶：追寻亚力之问#

历史是“长时段”演进的产物，甚至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它会支配着人们的意识、观念与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也具有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选择性，如何选择并在这一选择中创造历史，突破既定的种种限制，则为我们思考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化为贫困与富饶提供了重要视角。

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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